目标冲突与激励相容——来自军队的启示

目标冲突与激励相容——来自军队的启示

作者：卢昌崇

（cclu@dufe.edu.cn）

在战争中，将军与士兵的目标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相异之处。打赢战争，减少伤亡，是将军与士兵的共同愿望。相异之处在于目标的排序：将军以赢得战争为第一，减少伤亡为第二，而士兵则以自身安全为第一，赢得战争为第二。此类问题也存在于企业或其它类型的组织中，例如在目标排序上，经营者阶层视企业生存和长期发展为第一目标，将员工收入和脑体力支出列为其次，而员工的目标排序则与此相反，将自己收入的提高和安逸甚至是“偷懒”视为第一，将企业长期发展视为第二。军队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存在于其中的目标冲突及解决办法，于企业或其它类型的组织也不无启迪。

一支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在战争中只有人人向前，英勇善战，不避艰险，不畏牺牲，才能赢得胜利，减少伤亡。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既满足将军的目的，也符合士兵的愿望。因此，从战争的总体目标出发，人人都应该奋勇向前才是。但从士兵的角度看，一马当先或奋勇向前则意味着自己不伤即亡，若伤亡在即，胜利于我何益？况且作为个体，士兵只能控制自己的战斗行为：如果我往前冲，别人向后撤，则我亡人存；如果我往后撤，别人也往后撤，全员皆退，那就要比比脚下的功夫，看谁撤得快。所以作为个体，一个理性的选择是：他人在前我在后，他人先冲我后上；他人迟疑不前，我就悄悄地开溜；如果大家都想溜，我就捷足先溜。如果人人都持定这样的想法，则兵将均亡，满盘皆输，个人的理性选择招致了集体的灾难。

为解决这一矛盾，军队开出的药方与其它组织并无二致，赏罚并用或规范地说，是正激励与负激励措施相结合，差异只在于表现形式不同。

先说正激励。

战前及战争中的鼓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古代作战最讲求士气的调动，就是说除了战争的硬件条件外，还要注重软件建设，即重视战争主体——人的作用，所谓“一鼓作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兵家泰斗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思想体系中，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被提升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战争胜利愿景的描绘，军队中设立政治委员，支部建在连上，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强调政治宣传的作用，注重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战前动员大会，爱国主义教育，战前忆苦和讨伐声势的营造……，凡此种种，无不在他运筹帷幄的战争艺术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解放战争中，有经验的老兵通过《白毛女》戏剧的演出，就能够嗅出大战在即的味道。

战后奖励的形式更多，如表彰英雄，按功行赏，加官晋级，抚慰战争遗孤等等。军队中的各级长官都或多或少地享有一些特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特权也扮演着正激励的作用。因为升迁与否，是与战争绩效紧密挂钩的，况且，升迁之后，在战争中伤亡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这与士兵减少伤亡，打赢战争的目标排序是吻合的。

再说负激励。

体罚、打骂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负激励形式。古代军队中的割耳、鞭笞、差遣苦役……，现代军队中的批评、教育、警告、记过、关禁闭等，都是负激励措施。夺命是负激励的最高形式，古今中外的军队都设有不同形式的督战队，对逃逸和开小差的士兵，都无一例外地施以夺命的极刑。所以，开溜的想法是断不可有的，只能奋勇向前；左右都是一死，何不来得壮烈些，或许还会荫福家人。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一种将正负最高激励形式都演绎到极限的一种战法。它为全军模拟了一种死期逼近的环境，生机只在奋勇向前。但此法的适用条件较为苛刻，一旦失败，战争成本较高。古者，有马谡失街亭，迫使诸葛亮罢兵的战例。今者，有抗日战争中的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战前请樱，信誓旦旦，试与南京共存亡。为表示背水一战、自断退路的决心，他将渡船全部销毁，让原来两艘可容七八百人的轮渡开赴汉口，同时指示江北的胡宗南第一军和江南悒江门外的宋希濂36师：若有人私渡，军法处置。岂料战事未几，唐生智却突然向各路守军发出撤退命令，自己也背弃了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于1937年12月12日晚8许，乘坐为他保留的最后一条小汽艇北渡长江逃窜，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法原理既适用于组织，也适用于个人。有人考托福，不惜大事张扬，搞得全单位人人知晓，既拉开了一种不成功决无退路的架式，也巧逼单位提供种种备考的便利，可谓一举两得；也有的人，遮遮掩掩，生怕考不好辱没了声名，无颜面对父老乡亲。相比较之下，前者将鼓足风帆，一路向前，而后者则欲步趑趄，甚至中途见弃。

人们通常认为，军服或为草绿，或为米黄，或为迷彩，只是一种便于伪装的保护色而已。其实，军服也是一种区别敌友的标志。在战败之际，不同的服饰使溃散之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利于对方识别、清剿。不胜则败，不进则亡，军服在溃败之际也发挥着一种负激励的作用。

军队作战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此类现象可谓举目皆是，我们手中可以“驭人”的武器——正激励和负激励——也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不论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领导者，老板、经理，中层干部，为人夫或为人妻，为人父母或为人师长，概莫能外，只是激励的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对于组织或企业而言，军队例证的启示意义在于：1.某些强制性的负激励措施，如行政部门处罚和政府管制等，是必要的；2.作战中士兵少打枪、不瞄准乱开枪或脚底抹油——开溜等行为，与现代企业组织团队作业中有人偷懒、怠工等消极行为，多有相似之处，因此运用正、负激励手段，以期奖勤罚懒，也始终是企业“将领”使役“士兵”的不二法门。3.在战争中，极刑是对官兵的最高惩罚，而企业充其量只能将员工“开除”，从表面上看两者相去甚远，但若施用得当，也会创造异曲同工的效果。极刑于生者而言，意味着已经无路可退，只能选择奋勇向前；被开除的人若就业机会较多，开除就不会起到警训作用，因此，设置一定的再就业障碍就显得十分必要。在西方国家，前任雇主的推荐信往往是再就业时的敲门砖，若前雇主的评价较低，寻找下一份工作时就会遇到障碍。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很值得我们借鉴。

作者简介：

卢昌崇，男，辽宁省丰县人，1953年生。1982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比利时安特卫浦大学UFSIA学院，获MBA学位，1997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外，曾留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教授，企业管理、旅游管理博士生导师，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辽宁省政协委员，民盟东北财经大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大连市优秀专家，大连市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教育部高职高专工商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饭店协会财务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亚太旅游协会（Asia Pacific Tourism Association）第八届年会主席，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