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金周“有假日无休闲”正成为许多成年人的一个生活写照。许多人之所以“长假漫漫,无心休闲”,是因为休闲尽管带来了快乐,却要支付越来越高的时间成本。富兰克林说:“不能忘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位日工资200元的人想利用半天的时间散步、休息或娱乐,并为此花了60元钱,那么算账时还应加上100元。就是说,必须认识到他白白浪费了100元。”这100元就是他的时间成本,即……,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机会成本”。
有效率地休闲
作者:李仲广
昂贵的时间成本使人们不断减少娱乐时间,增加娱乐服务。如果不同的商品和时间组合可能带来相同的休闲效用,那么当时间成本相对较高时,人们主要通过购买休闲服务来满足休闲需要;反之,当休闲服务价格相对较高时,人们主要通过支付休闲时间来满足休闲需求。而休闲服务价格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时间价格却具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效率准则要求人们减少成本递增的休闲时间,增加成本递减的休闲商品和服务,这种增加休闲服务购买的理性选择直接催生和繁荣了休闲产业。
闲暇的代价很高,因此要想扩大闲暇的话,就必须使它的益处更高。一般来说,闲暇会被分别配置在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这样闲暇就可以分为消费性闲暇和生产性闲暇两种,这两种闲暇用途都有可能带来较高的益处:
第一,闲暇增加提高了私人消费的效用水平。通常,消费者效用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消费品和闲暇。如果两者对效用水平的影响是相关的话,那么当闲暇减少、不变,或者闲暇深化程度不够的话,那么将可能导致新增消费的边际效用下降过快,甚至为零,因此随着产出的增加,不断地且适当地增加闲暇或深化闲暇使用将有利于提高效用水平。而如果两者对效用水平的影响是独立的话,那么,只要闲暇边际效用下降慢于消费品边际效用下降速度,那么,不断地且适当地增加闲暇将有利于提高效用水平。
第二,闲暇增加提高了私人生产的效益水平。闲暇是人力资本、家庭活动等私人生产的一个基本要素,新消费者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使经济学家相信,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扩大等人力资本的形成基本发生在闲暇里,家庭时间基本可以归结到闲暇来,因此家庭生产基本属于闲暇里的生产活动,在这些私人生产活动中,闲暇必不可少。在知识社会中,由于学习、工作的自由化和个性化,私人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闲暇的扩大成为必然。
人们是如何在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之间配置闲暇的呢?这取决于两者所能带来的边际收益之比,通常的情况是,在经济发展初期,个人在生产领域配置的闲暇会多一些,例如学习。过去人们认为,“非消费即生产”构成全部的闲暇配置方式,此外再也没有其它的选择,但后来发现,消费与生产在闲暇活动中可以统一起来,从而更有效率,这就是经济学著名的生产性消费理论,也即休闲学著名的严肃休闲理论。任何一项私人活动在理论上都有可能是严肃休闲或者生产性消费。但在实际当中,严肃休闲常常出现在具有智力追求的领域,而较少出现在感官刺激和情感愉悦等活动中,边沁说,只有在智慧的追求中才会有最永久的快乐,这意味着,只有严肃休闲中,快乐才有效率。
然而现实的许多休闲可能是没有效率的。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指出,19世纪资产阶级的炫耀性休闲消费完全忽视了效率的要求,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目前中国已经开始了第三次消费革命,休闲、体验、个性等生活方式在各阶层逐渐兴起,许多负面效应凸现出来,茅于轼等人就曾撰文痛斥休闲领域的浪费现象。因此,休闲和消费的人有必要牢记《有闲阶级论》所揭示的基本的道理:“生活标准的衡量,除了金钱和享乐之外,还有道德、体格、智力、审美力等方面的表现……任何休闲消费,从全人类的立场来看,它应该是有效用的……要确定某一消费是否属于浪费范围,关键问题是在于它是否直接有助于整个人类生活的提高……人类生产和发展的本能乃是任何经济问题的最高法院。”中国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这个最高准则尤其要在休闲等消费者活动中得到严厉的贯彻。
这个准则具体执行起来并不复杂,我把它归纳为:“控制物质性休闲,扩大知识性休闲。”因为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人们的物质消费总是有限的,“良田千顷,日食一斗;广厦万间,夜宿八尺”。从物质性和炫耀性休闲消费中获得的益处(虚荣和快乐)也是很少的,还常常会产生负罪感,这样的休闲并不比工作更让人喜欢。知识性休闲则可以使人从中获得身心发展和物质成果,这种生产性消费活动将使得休闲不仅作为经济发展的后果,也将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因,从而将极大地增强休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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